劣币驱逐良币是秦制的常态

咱们还是从“长安的荔枝”说起。

我看有的借题发挥的自媒体文章提出一个观点：“远离李善德这样的人，谁跟这样的人走得近，就一定没有好下场。”

从当时电视剧的故事情节来看，确实是如此，跟李善德关系好，鼎力支持他工作，为他转运荔枝出了大力的，基本上都没得好下场。侗人的荔枝园被毁了，苏谅血本无归（影版里面反而给了一个不真实主角光环加光明结尾），林邑奴搭上性命，连小舅子都为了他丧命。

但是，这怨他吗？

他从心里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够通过荔枝转运这个事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他把侗人的荔枝园定为御用荔枝园，他们从今往后就可以通过供应皇帝和贵妃的荔枝而得到巨大的收入。他让苏谅给荔枝转运投资，说好的是打通苏老到长安的商路，今后就可以因为转运荔枝有功而介入大量生意，大发其财。但最后一切的结果，却都跟他的设想背道而驰。

如果在今天，现代法治社会，在法治文明和契约精神的保障之下，他的这些设想都能够实现，但在剧中秦制的条件下，就会适得其反。

这就又要提到上一期总结的秦制的特点。因为秦制利出一孔，皇帝掌握全部利益，其他人完全没有议价权，不能主动参与分享利益，只能被动接受皇权的赏赐。所以这种因为我出力了，做了相应的工作，投入了相应的资金，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的理念，在秦制之下是行不通的。因为从本质上说，你所有的财产，包括你的命都是皇帝的，你做了什么都不是你要求相应回报的理由，只能依附权力，期望得到皇权心满意足之余给予的残羹冷炙的赏赐，然后叩谢皇恩浩荡。

有权力的人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那么在秦制的利益分配体系下，所有的人都只需要对上负责，对下则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予取予求。他们一边是要尽最大努力让皇帝高兴，因为只要能让皇帝高兴，他们的利益就能保障。就可以超越法律，为所欲为，于是才有影版里杨国忠那句：“强者不需要按流程办事。”可能有的人听了还觉得很霸气，其实这就是秦制的荒谬逻辑，所有的法律法规和办事流程都是约束底层人的，总有凌驾在法律之上的人存在。惟其如此，一度被某些人玩命吹捧的所谓秦国的“法治”就是个笑话。

而且最大限度地保证皇帝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要和下面发生矛盾。在商业文明发达的地方，在法治社会，如果不通过法律，也是要各方通过协商解决，双方都要做不同程度的让步，所谓谈判就是妥协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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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秦制之下，谈判？妥协？不存在的。如果皇帝的利益和下面任何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只会通过暴力手段，通过不遗余力地对下掠夺来满足上面的需求。侗人的荔枝园就是这么没的，因为需要足够多的荔枝起运，保证能够按照比例能有足够多的新鲜荔枝被运到长安，所以不惜在荔枝园涸泽而渔，完全不考虑侗人的收入乃至生存。

侗人质朴的想法是我跟你李善德说好了，但是你出尔反尔，说了不算，于是恨上了李善德。侗人的想法属于朴素的契约精神，但是在秦制之下是不能够讲契约精神的，因为双方并不对等，强弱势明显。说好了的事，强势一方如果不认，弱势一方没有任何维护自己应有利益的办法，法律也不保障他们的利益，所以契约完全没用。

苏谅是商人，他完全按照契约的思维模式想问题，我给你投入了，我就一定要有回报。他的悲剧也就在这里，在不能讲契约的地方按照契约行事，不懂得紧抱权力的大腿，最后倾家荡产。

但契约的缺失使任何人都不能真正掌握永远的利益，紧抱权力的大腿的结果，很有可能是被权力用完了就丢掉，或者因为需求变了而直接甩掉，每个人都没有保障。皇帝又如何，也要随时担心自己的位置被取而代之，这样的环境让所有的人都没有安全感。

其实从李善德的角度来说，他是愿意按照契约精神做事的，答应了的就要办到，而且也懂得照顾所有人的利益。在右相和鱼常侍代表的权力肆意破坏之前的约定的时候。剧版里他也想要抗争。但是鱼常侍一句话就把他吓住了：“想想你的女儿。”

是啊，秦制之下，不但你所有的利益，就连你的命都不能由你，皇权说要就要。李善德可以不要官职，但是不能不要女儿的性命，只能被迫选择沉默。秦制之下，有多少本来存在善念和正义感的人，因为无限权力的重压，被迫选择沉默，甚至不得不成为帮凶，而坚持善念和自己价值观的一般都会死得很惨，还要连累家人，因为皇权甚至可以诛你十族。真没有几个在这样的重压下还能挺直腰杆的，谁还没有点软肋啊。如果真的完全不顾身边所有人，这人的人性也够可怕的，这就是秦制之下的悖论。

被诛十族那位

所以，并不是因为李善德，让跟他亲密合作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而是在秦制之下，劣币驱逐良币是一种常态。

抛开影视剧，看看真实的历史。每当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之际，大多数时候的胜利者都是对老百姓压榨得更狠，汲取能力更强，手腕更狠的角色，对老百姓稍微好一点的大多数时候都成了失败者，打江山者的背景板。比如三国的袁绍、隋末的窦建德、元末的张士诚，包括南北朝乱世的结束，其实也是权力更集中，管制更加密不透。